43岁，田中耕一就获得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而他获奖之因，更是28岁时科研的功绩，不得了！
这让我想起加缪，44岁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之因，主要归于29岁岁创作的《局外人》，虽然一文一理，但加缪与田中耕一应是诺贝尔奖获奖史上的天才少年了（杨振宁、李政道氏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时，都已届30岁）。
43岁，诺贝尔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是穿着工作服接受众记者采访的；43岁，诺贝尔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是从不参加任何升级考试的；43岁，诺贝尔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是一个只有小小的本科毕业学历的家伙。
获奖之后，像体力劳动者一样穿着工作服的田中出现在记者面前时，除了喜悦，脸上也残存着困惑。当记者问及他接获喜讯时的心情时，田中说他只听见一位讲英语的人告诉他，他和另外两人获得叫做什么诺贝尔奖的东西。并说congradulation! 田中说他的第一想法是：是不是有人作弄他。稍稍平静一点后，他想会不会是瑞典有并非重要的其他学会有同名的奖。直到同事、朋友纷纷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时，他才慢慢地意识到的确是“得了真家伙”。
当记者问他如何会得到导致获诺贝尔奖的灵感时，田中回答说：起因是一个错误。他错误地把一种溶液混入了另一种溶液。而使他将研究持续下来的原因则是他当时对化学、生物化学理论的无知。他不知道当时的理论认为蛋白质大分子不大可能被离子化（据日本电视新闻）。
这一家伙，虽是日本人，却让我景仰，因为，蛋白质是所有生物界存在与进化的先决条件，对蛋白质的研究，也没有国别族群之分；这一家伙，虽与我国学界没多大联系，却让我困惑与忧思，因为，在田中耕一身上，我们是否该反思反思我们的学界？
田中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论文。仅有的几篇也只是发表在不是很重要的会议和杂志上。他与日本学术界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以至于前天晚上获奖的消息传来时，日本学术界措手不及。在电视台采访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名古屋大学野依教授时，该教授透露他刚与前年的获奖者白川教授联系过，都不知道田中耕一何许人也。最后，该教授只能结结巴巴地说：这说明只要自己努力，不在学术界活跃也能得到诺贝尔奖。与田中有一面之交的另一位教授也找不到话来称赞他，只是笼统地说：人很老实，工作热心。再问如何相识时，原来教授也只是因为买了岛津制作所的分析仪器，听过一次田中作的产品介绍。
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后，田中耕一自己评论说他不是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合适人选。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本特·诺登则坚持认为，把诺贝尔化学奖联合授予田中耕一是正确决定。他说，颁发诺贝尔奖的宗旨是奖励那些率先提出可改变其他人思维方式的观念的人，而田中耕一正是开启生物大分子新研究领域大门的第一人，他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当之无愧。
在田中耕一身上，体现的是一个科学家或学者的“淡”与“笃”。田中耕一这种对公众“仪式”的“淡”，也是纳什那种羞怯于甚至畏惧于抛头露面的“淡”，也是丁肇中式纯乎自然地在公众面前迭迭说“不知道”的“淡”，这才是一个科学家或学者的本色。
43岁，张眼所及，在我们社会，不说学界人士，就是凡夫庸才，也往往是孜孜功名之际。君不见当前一些所谓学者，青皮的老脸的，学术上不见标青，学问上不见长进，却时时发见他们挟着提包，西装革履，油头粉脸，来去匆匆，总有开不完的会，有赴不尽的宴，有上不完的镜，活灵灵的学界“华威先生”模样。真让人叹为“观”止，难道学问是这样“秀”（绣）成的？难道偌大的中国学界，竟放不下一张德国式美国式日本式或英国式的“书桌”？
今天，也许没有人会自大到反问“为什么要德国式美国式日本式或英国式的‘书桌’”了，因为眼界开阔的人都明白：这不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方法的确比我们科学比我们先进，这是不能以“中国特色”搪塞的。顾及我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员，还有物理界、数学界的精英们，大多是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我们确实不能因脸上挂不住而不承认，别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方法确实比我们行。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无论是对科学的态度，还是科研方法，都是我们目前培养人才的机制难于企及。
曾有人以为我们的教育是为人作嫁，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是涉及“点化”的问题。就像杨振宁说的，如果不是在外国，他就成不了今天的杨振宁，这是事实。本国高等教育机制自身道行不深，就不能动辄拿“爱国不爱国”的大道理诳人。
所以，我们不能以“舍恩事件”（伪造实验数据）的特例，来蔑视欧美整体的高素质，同理，我们也不能以陈景润（中国制造）的特例，来抬高我们整体的低水平。
想起今天我们的这个等级叠床架屋的社会，什么硕士、博士，乃至博导等等，大多除了是在衔头、名声、利益上咋乎人而已外，真才实学？引丘成桐言：北京一流大学的数学专业，有的博士生论文，还比不得上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专业研究生论文的水平。怪乎？一点也不，挺事实的。
可见，我们科学家或学者的道德问题，确实是该整饬了。学界毕竟不是表演场，科研经费不应该在觥筹交错中挥霍，也不应该在飞来飞去的游玩中“洗掉”的，我们的学者需要的是田中耕一辈那样的“淡”。只有先“淡”，不孜孜于名利场，然后才能“笃”。而我却突发奇想：如果田中耕一是在中国的大学或研究所工作的话，会是什么命运呢？只有几篇论文，大概已经下岗了吧。
田中耕一，不参加任何所谓升级的考试？是不是有毛病？
这在中国，纯粹被当作是非智力作为，因为，所有自以为有智力的，有哪几个不是钻营的“好手”？每每到了评职称评优秀时，于内，有哪几个不是往自己瘪脸上贴几百斤金的？于外，有哪几个不是托门子拉关系的？本人就亲睹这么一事：有八个人同一批参加评职称，其中一个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论文样样都比另七个优异，但因“不屑于”找关系，结果就他没通过，其他七人却“理所当然”地通过了。这是什么评估准则？真是丑陋之极，这对敬业者又是一种何等毛骨悚然的感受？“功夫在诗外”的谬用，在一个天才也被消磨成庸才的环境里，我们还能有什么话说？
不“笃”不“敬”，所以出的大多是匠类，甚至是猥琐屑小者，这等境况，如何能出大气者大师辈？看到今天硕士、博士满街走的文凭学历景观，真让人啼笑皆非，不“笃”不“敬”，就是浑身贴满了这学历那学历的纸片劳什子，于社会有何意义？反而浪费了教育资源，拖滞了实现教育平等机会的时日。本人认为，就读研究生、博士生，其意旨在于研究方法与思维能力上的提升，并非一纸文凭或衔头的获得，这是本末问题。可我们的社会，看重的却是这些文凭与衔头，并且成为“行走江湖”的通行证，至于研究方法与思维能力如何，倒是次要的。
再看看今天许多以学术交流为幌子的这会那会，把日益频繁的学术会议弄得要么是大家耍太极，要么是彼此莺歌燕舞，要么是以权威面孔凌驾学术平等交流的实质，大多已失却了学术交流的本意，学阀学霸横行，何来“笃”于学？何来“敏”于问？
难怪偌大的中国，要在学术上的出现什么流什么派，那还是远着的事。想起弹丸之地崛起的哥本哈根派，仰慕之余不禁黯然。还有卡迪文什、贝尔这样一流的实验室，何日才能在我们国土上突兀而出呢？
企盼归企盼，于事实而言，如果我们的学子学者，能像田中耕一那样“笃”于学“笃”于研，勤于学术上科研上的“升级”，不耽于名与利，乃至不耽于虎皮式的学历上的升级（有别于真正的科研方法上的提升），或许，什么哥本哈根派，什么卡迪文什、贝尔实验室，就离我们不远了。
43岁，田中耕一的成功，的确让我们汗颜；43岁，田中耕一的“淡”与“笃”，实在令我们膜拜，更令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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