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文化遐想（图）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京城模式代表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定义，包括它的历史、现在和理想
建筑不但反映文化的性质，也是一个文化意识形态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的性格是，发展不是否定前人和传统，而是保护前人的尊严和神圣，但同时又与时俱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张法
故宫，主要是中国明、清王朝的京城体系，完全按照两千年前周礼的模式塑造出来。古代京城有京城、皇城、宫城即紫禁城三层结构。在日常用语中，可以用紫禁城泛指京城，也可以用京城专指紫禁城。在整体意义上，京城不仅指由外城墙所环围起来的空间，也包括城外的三坛———地坛、日坛和月坛，还包括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因此，用古代的术语讲，京城叫京畿，用今天的术语可称为京城体系。
为什么中国的京城选取这样一种形式？
天安门既是古代中国故宫建筑群的一部分，又是现代中国天安门体系的一部分。天安门及其相关建筑构成了一个以建筑方式表现出来的民族象征———天安门体系，它由如下要素构成：南面是正阳门，中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西面是人民大会堂，东面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两馆合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面是天安门。
为什么共和国的建筑象征选取这种形式？
京城模式：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定义
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其京城模式是不一样的。京城模式代表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定义，包括它的历史、现在和理想。共和国的京城模式则代表了建国者们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关于共和国的定义和理想。
1949年，中国建筑学泰斗梁思成与另一名著名建筑学家、留英博士陈占祥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简称“梁陈方案”，把故宫整个保存下来，不在天安门那儿营造民族象征体系，而是转到天安门向西约5公里处，东西从月坛到公主坟，南北从动物园到莲花池。按照“梁陈方案”，中央政府及各部委可以统一建筑在一个地方。
民族建筑象征体系由三个因素构成，一是建筑形式，二是行政结构，三是象征仪式。就前两点的结合来说，梁陈方案优于天安门体系，建筑形式与政体结构的性质是一个整体性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而天安门体系则有缺点，天安门是中心，但要向西拐一下，才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清华门。一旦考虑第三个因素象征仪式，天安门体系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共和国一建立，就颁布了一个节庆体系，有国庆节、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这是现代性的，还有元旦和春节等，这是传统性的。当围绕着一系列节日进行庆祝活动的时候，一套意识形态就不知不觉地灌输到广大人民心里去了。
从一般的现代城市规划看，梁陈方案是优点，但从中国的民族心态上看是缺点，它不能让我们体会到中国五千年传统。中国的现代性是有五千年辉煌的传统民族的现代性，与其他没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在天安门体系里，南是正阳门，原样的历史建筑，北是天安门，一个经过现代加工过的历史建筑，代表了传统。西是人民大会堂，以西方的柱式为主体；东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同样以西方的柱式为主体，代表了现代；中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既有中国的碑的元素，又有西方的碑的元素，碑上的浮雕呈现的是从鸦片战争到共和国建立的经典场面。这些建筑安排在具有现代意义的巨大广场上，可以作很多读解，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融汇中西，走向世界。
现代的天安门体系是直接和以前的故宫有关联的。北京京城明清两代600年，加上元朝100年，才700年，但它的建筑理念来自2000年前的《周礼》，是《周礼》京城理论（古文中叫“营国制度”）的最典型和最理想的体现。《周礼》的京城理念又来自何处呢？
中国：源自北极星的想象
谈到从原始向理性演化中定型的京城模式，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国”在古文中是“城”的意义，中国就是天下之城。所有的文化最初都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但都不叫中国，只有中国把自己的宇宙中心称为中国，这是为什么？
按照考古学权威苏秉琦的说法，在6000年前，也就是考古中的仰韶文化时代和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中国地理境内的各部落就有了“共识中国”的概念，即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天下只有一个中国。从4000年前的夏开始，夏商周时代出现了联邦式的中国，到了2000年前的秦朝，形成了一个实体的中华帝国。据人类学测算，在6000年前，狩猎时代的人类聚落，人口最多只有100至150人，农耕时代最多只有400人，各原始部落星星点点地分散着，“共识中国”的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一观念不可能来自地上，而是来自天上。黄河流域一带，处北纬36度左右，仰观天相，天上的星辰一年四季不断变化着，但北极星是不变的。当然，从地理上说，这不变只是对北纬36度左右的地区来说的。到北纬51度的地方，星辰的运转是斜线循环的，到北纬90度，星辰的运转就是横向的了。对于古埃及来说，北极星是走向天国之路。对于北欧民族来说，北极星是一个钉子型。对于玛雅人来说，北极星是商业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北极星永远在一个位置上，群星都围着北极星旋转，北极星就成了天上的中心，成了天帝。天上只有一个天帝，地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地上的最高领导叫天子。中国天文学里，围绕北极星的一圈天象叫紫微恒，是天子住的地方。紫禁城就是地上的紫微恒，是天子住的地方，是神圣的禁地。
远古时代的这种天地对应，是由一种什么样的实践行为具体形成的呢？这就与中国的“中”相关了。“中”在古文字中，是与天相观测相关的一个中杆，用天文学的话来说，叫“立竿测影”。通过中杆，古人理解了天的规律，如果说天在远古被理解为一个神的话，那么，中杆上反映的就是神的意图。因此，最早的天人合一就体现在中杆的“中”上。“中”又是一种建筑形式，由于“中”代表天道的神圣性，原始部落的领导人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就在中杆下面。他在中杆这一神圣的地点开会，就占有了天道，天是神，他就拥有神的护佑。站在中杆下，你的话和行为就“中”，不然就不“中”。“中”在古文字中的另一个写法是一面旗帜。在中国文化中，旗帜非常重要，在古文字中，民族的“族”就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站在一面旗帜下。以宫殿为中心L中国京城模式的最后定型 中国远古的建筑象征体系是怎么演化的呢？在考古遗址中，可以看到三种建筑类型反复出现：空地、坛台和大屋子。除去历史上的复杂现象，从纯逻辑上的考虑，不妨把这三种建筑形式看成是一种中国远古民族建筑象征体系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关结。
首先来看空地。比如在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中，很多小屋子围着五处大屋子。各屋群的中间有一块空地，空地是立中杆的地方，空地正因为空而直接面对天。从远古的空地，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道被理解成“无”，《老子》说：“天下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可以理解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空”、“无”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
接下来是坛台。在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中，出现了精美的祭坛。历史文献中，台比比皆是：女娲有璜台；伏羲进行“仰观俯察”，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应是在台上；黄帝有轩辕台；与黄帝争帝的共工有共工之台；唐尧有帝尧台；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喾有帝喾台；尧之子丹朱有帝丹朱台；舜有帝舜台；夏启有钧台，其最后一位终结者夏桀有瑶台。坛台和空地有什么区别？空地是一块神圣的地方，但是它没有边际，代表着一个心理上的神圣形式。当你走进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与天交往的感觉。而坛台则代表了一种建筑形式的进步和工艺学上的进步。台的性质在文献中有三句话：登之乃神；登之乃灵；登之乃帝。第一句是说，一登上台，就变成神；第二句是说，一登上台，领导人就脱去了常人的心态而具有了神的灵魂；第三句可以用现代事件来解释，就像美国总统举起手，对着圣经，宣誓就职，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是总统了。所以登台为帝指远古巫师型领导人的就职仪式是在台上举行的。
台后来演化为最具中国文化特点的亭台楼阁体系。台给我们树立了看与被看的审美视点，也给了一种俯仰观察、远近游目的审美方式。大家看中国画，读中国诗，都会体会到这样的视点和方式。
最后看大屋子。如果说在空地里举行仪式代表了古人直接面对天的基本原则，在坛台上举行仪式仍然坚持了直接面对天的基本原则，那么在大屋子里面举行仪式，则是一种改革。古人的改革是将中杆放到屋顶上，这杆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其意义在于坚持了直接面对天的基本原则，由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大屋子里举行仪式，召开高级会议了。中国古人的这一方式，内蕴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和智慧内容，值得思考。
中国远古建筑的逻辑演进，是从空地中心到坛台中心，再到屋宇中心。这屋宇中心，最初是宗庙中心，《吕氏春秋》说：“于天下之中而立国（国是城），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这是一个三层结构，最中间是庙，与故宫以太和殿为中心不同。中国人之所以能从坛台中心演进到屋宇中心，除了创造了智慧的建筑形式外，还因为中国人对神的观念与其他文化不一样。中国的神有两大特点，一是最高神的虚化，日、月、星是神，有一个最高神决定着日、月、星运转，最高神后来演化为“道”，演化为“天”。二是演化出了祖先神。中国的神很大一部分是祖先神，周代的甲骨文中，人祈求的是自己的祖先神，祖先就在天帝旁边。中国对祖先神的观念意味着中国人首先面对祖先，而不像西方人那样面对抽象的基督式的上帝。
因为中国的神是自己的祖先，就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开会，那儿有祖先的牌位。而这个大屋子就是敬奉着祖宗牌位的宗庙，祖宗的“宗”就是在屋子里有一个微型的中杆（牌位）。因此，建筑体系的演化，先是宗庙中心，然后才是宫殿中心。宗庙中心意味着领导人无论大小事都要向神祈求，这样的政治沉浸在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中。而宫殿中心意味着领导人的决策有了很高的理性成分，任何事件，无论大小，只要自己搞得定，找大臣来一商量就可以决定了。只有当自己也解决不了的时候，才去祖宗那儿祷告。因此，宫殿中心成为中国建筑象征体系的最后定型。它以理论的形式凝结在《周礼》中，以实物的形式典型而又理想地，并且以更大的规模体现在明、清的京城中。
与时俱进：中国文化演进的性格
中国建筑中心最后定型在宫殿中心上，但宫殿中心并不否定宗庙的神圣性，而是对宗庙保持最大尊敬，宫殿中心仍然坚持祖宗神圣、宗庙神圣的基本原则。它绝不否定这一原则，也绝不放弃这一原则，而是在此基础上予以发展，与时俱进。从宗庙中心到宫殿中心的演变，其方式与从坛台中心向屋宇中心的转变基本上是一样的，这里又一次显出了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一种带有文化性格的特点，即发展不是否定前人和传统，而是对前人和传统保持巨大的尊敬和敬畏，保护前人的尊严和神圣，但同时又与时俱进，勇于开拓。
由于中国文化的这一性格，当京城模式定型于宫殿中心时，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在历史上曾经处于中心的建筑形式存在着，并且以一种神圣的观念存在着。在京城体系中，天子临朝的太和殿是中心，在天安门的东面，立着庄严的祖庙。这个曾经是建筑中心的祖庙仍然具有最大的神圣，受到定时的祭祀，帝王们遇上政治困难的时候，还会到里面请罪或请示，以求其保佑。坛台也仍然存在着，南有天坛、先农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天安门的西面与祖庙对称的是社稷坛。坛台仍然是庄严神圣的，要定时祭祀，遇上与各坛相关的危机，帝王还要专门前往，与神沟通。最早的空地上的中杆在京城体系中也有自己的神圣位置，这就是天安门前后的两对华表。华表的上方是一团云，这是久远的与天相连的标志，华表的柱上盘绕着一条龙，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时空合一：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化方式
在一座中国建筑里住久了，不用从理论上教，一套中国式的长幼尊卑的次序和社会伦常观念自然而然地就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了。因此，建筑不但反映文化的性质，也是一个文化意识形态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方位来说，故宫南面属阳，北面属阴，由南而北，区分了前朝后寝，前朝定义君臣关系，后寝定义帝王家庭关系。东面属阳，西面属阴，太子的文华殿在东面，妃子的慈宁宫在西面。
西方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把建筑看成一个纯粹的空间结构。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建筑是时空合一体，不理解时间因素在空间中的重要性，就没有理解中国建筑。北京城有一个世界上最长、最宏伟的中轴线，我们就不从最南的永定门开始了，从前门开始吧。一个臣子去觐见皇帝，从前门进来是大清门，是千步廊（天安门广场以前是封闭的，民国以后“拆墙运动”中长安街才打开了）。千步廊是一条狭窄的路，有一千步。到天安门门口，才是一个矩形广场。从狭窄的千步廊到矩形广场，产生的心理效果在艺术上叫“欲放先收”。在这条走向太和殿的路上，建筑形式都是对称的。对称建筑的效果是使人严肃起来。在中国，凡属礼制的建筑，都是对称的。整个京城的墙是红色的，红色让人兴奋，但这红是暗红色，又让人有压抑感，这是一个臣子见到皇帝时应有的心理状态。走在千步廊上，远远看到天安门，非常高大宏伟，以为到了，过了天安门，才知还没有到。过天安门，不能从中间门洞进去，那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专道，只能从最东面一个门洞进去。这种安排都是在提醒你的身分。过了天安门，是端门、午门、太和门。这样不断地期待，又不断地期待落空，帝王的崇高伟大就在这时间进行中慢慢地、越来越强烈地被感受到了。走进太和门，突然呈现一个巨大的空间，大放光明。这是一种重要的建筑提示，然后上太和殿，沿着中间雕龙浮雕的台阶一步一步上去，这是一种俯仰视角，臣子仰望太和殿，太和殿在上面巍然俯临向上步行的臣子。这是最后的建筑强调。进了太和殿之后，皇帝是坐在上面的，臣子是站或跪在下面的，又重复着美学上的俯仰关系。这样，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君臣关系，就通过故宫前朝的建筑形式确定下来，培养出来，不是用一种理论和文字的方式，也不是用思想教育，而是以美学的方式。
总而言之，整个故宫是一部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了故宫，就理解了中国文化，反过来，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才能理解故宫。（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教育报》2006年10月11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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